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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知名专家学者为构建“云冈学”建言献策

发布时间: 2020-07-10 09:10:44 | 来源: 云冈石窟官微 | 作者: | 责任编辑: 王肇鹏

编者按6月24日,“云冈学”建设座谈会在省城太原召开。会议采用视频会议与现场座谈相结合的方式进行,省内专家在太原参会,省外专家通过视频参加会议。


  会上,山西省文物局负责人、山西大学副校长杭侃、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李书吉、山西大学文博学院教授赵瑞民、山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员张庆捷、云冈石窟研究院院长张焯畅谈“云冈学”建设。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副院长、教授吕舟,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荣新江,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教授李淞,上海大学文化遗产保护基础科学研究院研究员黄继忠,敦煌研究院副院长张先堂,浙江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冯培红,吉林大学考古学院副院长段天璟,吉林大学考古学院教授蔡大伟等省外专家通过视频为“云冈学”建设建言献策。


7月6日,云冈石窟研究院与山东工艺美术学院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备忘录,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山东省文联主席、山东工艺美术学院院长潘鲁生撰文,阐述关于“云冈学”的思考。


吕舟(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副院长、教授)


敦煌学的发展,和藏经洞发现的文献研究是密不可分的,最初就是一个很国际化的研究。我认为故宫学的发展过程是另外一个可以参考的案例,故宫学的研究对象包括故宫的所有建筑、收藏的上百万件藏品、宫廷的历史文化以及相关遗存、明清档案、清宫典籍、故宫博物院的历史等,涉及的内容比较广泛。目前来看,故宫学的发展是持续的,有一定影响力的。故宫学是以故宫为中心,辐射沈阳故宫、承德避暑山庄、颐和园等与明清宫廷有关的皇家遗存。故宫与清华大学、天津大学等对故宫长期进行研究的学校构成学术共同体,促进了故宫学的发展。


云冈学与故宫学建设初期情况有些类似。从实践操作角度来讲,首先要设置一个云冈学的中心机构,确定出研究对象,整理出研究资源。云冈学的涵盖范围应该包括石窟艺术、佛教传播历史、一带一路文化交流史、文化学研究、考古学、北魏时期的城市及寺院建筑的研究等。云冈学的核心一定是云冈石窟,还要将大同区域内的历史文化遗存,特别是将北魏平城也作为重要研究对象。这一时期从历史文化研究方面还存在许多缺环,尤其从建筑史的研究角度来讲,这一时期是城市发展、建筑成熟的关键时期,但是恰恰这方面研究比较少,材料比较缺,希望云冈学在这方面发挥重大作用,填补空白。


从敦煌学和故宫学的建立发展的经验来看,云冈学要以云冈石窟研究院为核心来构建,因为只有云冈石窟研究院才是真正会全力从事云冈石窟研究的单位,所以要解决云冈石窟研究院行政级别的问题。敦煌研究院之所以能够持续地、全力地推动敦煌学的发展,与它的行政级别是密不可分的,敦煌研究院作为一个厅级单位可以避免它受到一些其他影响,提高行政级别对于云冈学的发展有很大作用。


另外,一份很好的专业期刊可以吸引专业研究成果的发表,集中云冈相关的研究成果。以故宫学为例,一份《故宫博物院院刊》,定位为专业期刊,它的品质已经相当高了。另外一份《紫禁城》,定位为科普刊物,它对于社会了解故宫学及相关内容,把研究成果转化为社会掌握的知识,起到了重要作用。所以,在当前学科建设的初始阶段,首先要整理汇集以往的学术成果,然后通过各种平台来宣传这些成果。


还有,要推动云冈学的发展,云冈石窟研究院应该与山西大学建立学术共同体,在省里支持下招收一些云冈学的研究生,针对云冈学建设要求开展课题研究,在短期内获得一批有针对性的成果。此外,云冈石窟研究院应该建立博士后流动站,对重大项目进行攻关研究,有助于在云冈学建立初期形成一些有份量的成果。云冈石窟研究院还应该争取国家文物局研究基地、石质文物研究保护基地等。


荣新江(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


云冈学和敦煌学有很大区别。敦煌的特点,一是石窟数量众多,很多细节值得去挖掘;二是有大量写本,不仅涉及到汉文,还有西方学者擅长的藏文、回鹘文、粟特文、于阗文、梵文等多种文字,有一些是属于印欧语系的,全世界都在参与其研究,这些使得敦煌学很长时间内在国际上作为一门显学发扬光大。云冈石窟的研究历程与敦煌不一样,最初是日本学者在研究,有图录和调查报告,现在国内研究成果也很多。云冈学要作为一门学科,其建设仅仅依靠石窟是不行的,不能就云冈谈云冈,云冈石窟是主体,但更要建立云冈学的学理,这是十分重要的。


首先要确立云冈学的研究对象。比如敦煌学的研究对象有石窟、写本、简牍等,目前仍有未进行考古发掘的墓葬等内容。与云冈有关的所有内容都应该被囊括到云冈学的研究对象,包括云冈石窟,云冈地区的历史、地理、水系、遗产保护、石窟寺考古、大同地区考古,云冈的相关历史文献和碑志材料等。要界定云冈学的研究范围,是云冈石窟本身,还是云冈镇或大同地区,亦或是更广的塞北地区,这需要历史、地理、地方史志学者共同研讨,可分为核心部分、边缘部分、相关联部分。云冈学必须是一个开放的学科,要带动周边,要把云冈石窟和其他石窟关联起来,做对比研究等。


其次,在确立研究对象的基础上,对云冈学术研究史进行系统的、全面的梳理。文献资料一定要整理出来,要建立云冈的史料丛刊、图录,还有云冈学杂志。从各个视角进行学术研究史的梳理,是为了奠定云冈学研究基础。


再次,要有研究的理论方法,从方法论上要重视起来。从中西交通、丝绸之路、游牧与农耕、民族学等多方面切入来看云冈石窟的建设以及平城的城市建设、人口的迁徙等,把云冈学做大。现在跨学科合作发展成新学科的现象在高校中比较多,云冈学要吸收和借鉴敦煌学、龙门学的优点,并发现和总结其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把云冈学的学理建立起来。


李淞(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教授)


一个学科做的好,要有基础,有研究对象,比如敦煌学抓住了两个点,一个是文献(藏经洞),另一个是壁画。云冈学的基础是有的,解放前有日本人的16卷本考古报告,解放后有宿白先生的系列文章,现在又有云冈石窟研究院的20卷本《云冈石窟全集》。云冈的特点在于雕刻,在中国石窟中是独一无二的,与龙门石窟相比,云冈石窟的大像更完整,保存状况更好,时间也非常集中。


一是要放大它的优势,挖掘其特色。除艺术审美外,在雕塑史方面,要将云冈石窟作为中国雕塑史甚至是世界雕塑史上的亮点,做更多的工作。


二是要建立数字技术研究所,与网站一体化建设。云冈石窟的雕刻是立体的,每个角度都是不同的风貌,要利用数字技术记录和还原石窟,对云冈进行现状展示和历史展示。不仅记录当前的状况,也要利用数字技术对不同时期石窟的风貌进行追溯,比如昙曜五窟在建造之初、建造过程、建造完成后是什么样子;第3窟为什么停工,在初唐时如何继续营建等。数字化的成果要通过网站展示,使全世界都能通过互联网感受云冈,获得对云冈不同角度的认识。这项工作需要数字技术专家、艺术史专家、雕刻家等共同完成。


三是要加强国际合作,开展海外流失文物调查。这方面云冈已经做了很多工作,但是我们不仅要找到流失文物在洞窟原来的位置,还要利用数字化复原其完整的面貌,可以与美国芝加哥等海外力量合作。


四是要办云冈学杂志。荣新江老师也提到了,办杂志是非常有必要的。敦煌有《敦煌研究》《敦煌学辑刊》两个杂志,来推动敦煌学的研究。云冈的期刊也要继续推动,网站要建立数字图书馆,发布研究成果,方便大众检索。


五是要举办大型国际学术会议,推动研究深度,扩大云冈的影响力。


冯培红(浙江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我觉得云冈学这个话题很有意义,我的专业是敦煌学,但是对于云冈来说,像荣新江老师说的一样,敦煌学与云冈学还是有很大的区别。我们知道中国的四大石窟会把大足或麦积山列入其中,大足有大足学,大足研究院各方面做的比较好。云冈可以将大足作为参照对象,像云冈、大足能够成为“学”,地方政府和学者的共同推动是非常重要的,云冈学的建立一方面与学者自身的努力分不开,比如云冈学的积累,《云冈石窟全集》的出版,另一方面与政府的努力分不开,尤其是地方政府。希望云冈学成为敦煌学、大足学这样的成功学科,所以山西省政府任重而道远。希望山西省政府、云冈石窟研究院、各大高校、研究机构及文博机构共同去推动,只有合力才能胜利。


云冈学应该考虑自己的定位,建立一流学科,考虑学科体系,云冈学应该放在考古学名下,同时综合历史、艺术、宗教、文物保护等多学科内容来做。从最近20多年来看,高校都比较重视学科建设,如211工程、985工程、双一流建设都是重视学科建设,只有有了学科建设才能有基地、平台、学位点等。从具体机构来讲,山西省应该建立研究机构,至少建立一个云冈学学院,在高校设立多个研究所。学科的发展要有依托,云冈石窟研究院要与大学合作,因为云冈石窟研究院不能独立招生,就像敦煌研究院与兰州大学合作一样,云冈石窟研究院要与北京大学、山西大学、大同大学进行联合共建,招收硕士、博士生。山西大学、北京大学可以在云冈石窟研究院设立博士后工作站。关于本科生的培养,大同大学可以招收人文精英班,利用本校的老师开展云冈学相关的课程,以网课的形式利用外校的学者传授云冈学。其次,云冈石窟研究院要申请国家文物局的基地,省部共建的高校基地。


教学和图书馆也很重要,当前应该编写《云冈学概论》,《云冈石窟概论》,至少办两类云冈学的刊物,刊物不用很厚,但是要多,数字图书馆也很重要。云冈学建设要开启云冈模式,比如在云冈石窟研究院设立云冈高等研究院,在大同大学、山西大学设立分院,定期邀请国内外学者到云冈做研究、交流,扩充云冈学基础队伍。除了引进学者来到山西省内,我们也可以走出去学习,如联合其他石窟研究院成立中国石窟联盟,进行人才交流,提升自身研究水平。利用一带一路春风,扩展云冈学研究内容,如云冈石窟与亚洲佛教世界、云冈石窟与丝绸之路石窟、平城与草原世界、鲜卑与中华世界等内容,期待云冈学与敦煌学能够比翼齐飞。


黄继忠(上海大学文化遗产保护基础科学研究院研究员)


我就“云冈学”构建的有关问题做了一些思考,以下是六点不成熟的意见,仅供参考。


一、要正视差距,补足短板


构建“云冈学”可以参照敦煌学,可以对标一流,但是必须认清差距,补足短板。

这几天我专门安排学生就云冈石窟和敦煌由百度、360、搜狗等国内网站和Google、yahoo等国外搜索引擎进行了比较,同时从中国知网,国际上的Google scholar,web of science等学术网站做了比较,时间有限,我直接说结果,结果显示云冈学与敦煌学差距还是很大!刚才敦煌研究院张先堂院长介绍了他检索的一些结果,的确云冈石窟研究的成果近几十年了越来越多了,社会关注度是越来越高了,但是我们与敦煌相比的确还有较大差距。主要表现在六个方面:


(1)国际化程度低。

(2)国内、外研究人员少。

(3)研究成果积累有限。

(4)云冈石窟研究院与敦煌研究院两个机构差距大。行政级别、编制人数、研究人员比例、博士学位人数等都有差距。

(5)云冈学研究的时间较短(大多数是在五十年代以来),而敦煌学已有百年历史。

(6)云冈石窟在全球的影响有限。


所以要构建云冈学,一定要对目前“云冈石窟”的现状有一个清醒的认识,补足短板,才能更好前行。


二、要理清“云冈学”的概念


“云冈学”研究对象可以为云冈石窟和云冈史迹,研究的目标就是揭示云冈石窟的内涵、保护云冈石窟这一珍贵的遗产。但是,作为一门“学科”,国标《学科分类与代码》中规定要具备四个条件,一是应具备其理论体系和专门的方法;二是有关科学家群体的出现;三是有关研究机构和教学单位以及学术团体的建立并开展有效的活动;四是有关专著和出版物的问世。目前第一条和第三条我们还都不太完善。


所以,目前应做的就是确定“云冈学”概念,明确内涵,理清边界,加大探索“云冈学的理论体系和专门的研究方法”,加快建立“云冈学教学单位以及学术团体”。


关于云冈学研究的内容,在此我有一点建议。习近平总书记在云冈石窟时强调“要坚持保护第一,在保护的基础上研究利用好”,所以,要把云冈石窟保护放在重要的位置。这也是我们一直强调文物保护的重要意义,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道理我们都清楚。所以,在“云冈学”的构建过程中,一定要加大云冈石窟保护研究的分量。


三、关于“云冈学”的分类


敦煌学是以敦煌文书、敦煌石窟、敦煌史迹为研究对象的,所以敦煌学在分类时成为历史学的二级学科“历史文献学”下面的一个三级学科。

显然,“云冈学”不能放在这里,我认为可能放在学科分类编号780的考古学下面的“780.99考古学其他学科”较为合适。这样,既能涵盖了云冈石窟本身,又能涵盖了云冈史迹, 同时还可涵盖石窟保护等众多的分支。


四、要制定规划,扎实推进“云冈学”构建


一门学科的形成,不可能一蹴而就,既需要长期的积累,又需要系统地构建起理论体系和专门方法。为此,建议组成专门班子,尽快制定云冈学发展中长期规划,有计划、有步骤、稳步地全面推进“云冈学”的构建和云冈学的研究。


同时,建议成立高层次的“云冈学”专家顾问委员会,要由全球一流的云冈学研究专家组成,以促进云冈学的快速发展。建议云冈石窟的保护与研究一定要加大国际合作力度,事实上,敦煌的保护与研究、陕西文物保护与研究之所以快速发展,都得益于国际合作与交流。


与此同时,通过搭建开放的学术研究平台,吸引国内、外人才;通过加强合作,联合培养高层次人才,如设立博士后工作站、联合培养硕士博士等。我在这里表个态,上海大学愿意全力支持包括人才培养在内的“云冈学”建设工作。


此外,还要多方筹措资金,加大“云冈学”研究的经费投入,如积极争取国家、省级科研平台,获取更多的政策、资金支持;设立云冈石窟保护研究基金会,划拨专款每年公开向全球征集“云冈学”研究重大课题与项目。山西省自然科学基金委、山西省社科基金等专设云冈学研究基金,鼓励全社会共同申报课题、联合攻关,参与到“云冈学”建设之中。


五、要创新“云冈学”多学科交叉培养模式,加大优秀人才培养力度,持续稳定扩大云冈学研究队伍。


云冈学应该既是一门交叉学科,又是一门专门学科。所以未来培养的学生应该既具有雄厚的相关专业的基础(比如从云冈石窟保护方面讲,学生需要化学、材料、物理、环境、水文地质、岩石学等学科背景),同时又需要必要的文物保护专门知识(比如文物保护的理念、基础知识、法律法规,岩土文物保护技术、材料、环境等知识)。


所以,针对“云冈学”涉及学科面广、问题复杂以及需求多样等特殊性,可以采用2.5+1+0.5+2的本硕连读培养路径,也就是学生先用2.5年时间在相关专业院系完成其所在专业的核心基础课程,然后在双向选择条件下进入“云冈学”学科方向学习云冈学专业课1年,经在云冈石窟等文博单位实习0.5年,择优进入为期2年的研究生阶段学习,完成本硕连读交叉学科的培养,成为未来云冈学保护与研究的复合型人才。当然,优秀者还可以继续攻读博士学位。


六、当前一些急需开展的重大研究课题


在这里我只针对云冈石窟的保护,提一些具体的建议。我们知道,影响石窟保存的因素复杂多样,因而石窟是公认的综合性极强、极复杂、难度极大的一类文物保护对象。


目前云冈石窟乃至我国石窟面临的共性的、急迫的重大科学问题和关键技术问题,也就是云冈学中保护方面应该关注的问题,集中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多场耦合作用下石窟病害形成机理、分级分类理论及评估方法研究(7个)

(二)石窟岩土体水盐运移监测、防治的技术与材料研究(7个)

(三)石窟岩体失稳演化探测与监测、多源信息融合及失稳预测预警技术、理论研究(7个)

(四)石窟保护材料与文物本体作用机理研究及保护材料、工艺研发(7个)


张先堂(敦煌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



关于“云冈学”学科建设的建议


第一,现在讨论“云冈学”学科建设有什么意义?


讨论一门学问的学科建设,是这门学问得到较大发展、走向成熟的标志。我认为现在讨论“云冈学”学科建设正当其时。一门学问的建立起码要满足三个基本条件:

一是研究客体即研究对象具有足够的研究价值,这一点云冈石窟完全具备,不用多说。总的说来,研究云冈石窟,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价值,不仅具有中国意义,而且具有世界意义。


二是研究主体即研究队伍有相当的规模,这一点云冈石窟的研究已基本具备。云冈石窟研究院是专业的研究机构,已经有60余年历史,有一支具备一定规模和水平的专业人才队伍。在山西以及国内其他许多省的高等院校、科研院所也有一批学者致力于云冈石窟的研究。值得注意的是,近些年来,许多年轻的硕士、博士研究生也以云冈石窟研究作为学位论文选题。我在中国知网“博硕士”项目下以“云冈石窟”主题词检索,显示找到 87条结果。这显示一批青年学者关注云冈石窟研究,表明云冈石窟研究有一批后备力量。


三是研究成果达到相当规模和水平,出现了一批代表性的学者和研究成果。这一点云冈研究也已基本具备。云冈石窟研究起始于上世纪初年,最早由日本学者发表调查报告。后来由日本水野清一、长广敏雄于上世纪 50 年代出版了16 卷《云冈石窟:公元五世纪中国北部佛教石窟寺院的考古学调查报告》,在很长时期内成为代表云冈石窟研究最高水平的著作。近二、三十年来,我国学者发表了大量云冈石窟研究的成果。我在中国知网上用“云冈石窟”这一主题词检索,显示找到576条结果,也即是说在中文期刊、报纸上有576篇有关云冈石窟研究的文献。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去年由云冈石窟研究院张焯院长领衔组织专业团队历时7年编撰出版了《云冈石窟全集》20卷,用图12710张,收录造像59265身,编号洞窟45个,研究文章 23篇,共 60 余万字,前19卷全面展现了石窟群的所有雕刻内容,第20卷则总结概述了历次考古发掘成果。本书的出版改变了以往研究云冈石窟必依赖日本水野清一、长广敏雄于上世纪 50 年代编著出版的 16 卷《云冈石窟》的历史,是中国云冈石窟研究的里程碑式的著作,为云冈学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


目前,对于云冈学来说,正处于一个最佳的时间节点。今年5月11日,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冈石窟,对云冈石窟的保护、研究做出了明确指示。指示要保护好云冈石窟,“要深入挖掘云冈石窟蕴含的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内涵,增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习近平总书记是从政治家的角度高屋建瓴地为云冈石窟的研究指明了方向,也是为云冈学的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乘着习近平总书记讲话的春风,从学术研究的角度讨论如何加强云冈学学科体系建设,如何推进云冈学发展,正当最佳时期。


第二,如何确定“云冈学”的学科体系?


要科学界定云冈学的学科定位,包括云冈学的性质、研究对象、学科范围、重点研究领域等。


(一)关于云冈学的性质,我认为可以从三方面来确定:


1.它是以地名学。

2.它与敦煌学、大足学一样,不是一个有系统、成体系的单一学科。

3.它是由诸多学科组成的学科群式的一门学问。


(二)关于云冈学的研究对象


我认为可以界定为三方面的内容:1.以云冈石窟研究为中心;2.兼及大同、山西以及全国其他地区与云冈石窟相关的文化遗存与历史文化研究;3.云冈学学术史和云冈学理论研究。


(三)关于云冈学的学科群


我认为应该主要包括:


1.核心学科,即直接研究云冈石窟本体的相关学科:考古学(核心是石窟考古学,主要是利用文字、测绘图、照片等手段记录云冈石窟的基本信息资料,研究云冈石窟的分期断代)、美术史(核心是佛教美术史,主要研究云冈石窟石刻造像艺术的内容、风格特征及其渊源流变)、图像学(核心是佛教图像学,主要是记录云冈石窟的图像志,解读云冈石窟造像的内容、图式)。

2.背景学科,即研究云冈石窟与相关背景关系的学科:如历史文献学,有关云冈石窟的历史文献,没有像敦煌石窟那样丰富,研究与云冈石窟和大同市乃至山西省以及其他地区与云冈石窟相关的历史文献,有助于探明云冈石窟的历史背景,如佛教史,研究云冈石窟与佛教信仰、佛教历史文化的关系;如民族史,研究云冈石窟的营造与鲜卑族和其他相关民族宗教信仰、政治文化政策、历史文化的关系,等等。

3.相关学科,如与丝绸之路历史文化关系研究,研究云冈石窟与丝绸之路上其他文化遗存、历史文化的关系;与其他石窟比较研究,研究云冈石窟与国内、国外其他佛教石窟的异同、渊源流变关系,等等。


第三,如何大力推进“云冈学”学科发展?


云冈学的发展,应该借鉴敦煌学、大足学发展的经验,我提几条建议:


1.要进一步深化云冈石窟的考古研究。现在出版的《云冈石窟全集》还是偏重于图录的丛书。今后应该有计划地编撰、出版全面系统的云冈石窟内容总录,编撰、出版包括所有石窟全面系统的文字记录、测绘图和图片等基础信息的考古报告,为国内外学者开展云冈石窟研究提供全面系统的基础资料。

2.编写出版《云冈学概论(导论)》,在总结以往云冈学研究历程、成果的基础上,梳理明确云冈学的性质、研究对象、研究材料、研究方法、学科领域、研究成果、研究史等,确立云冈学在国内外相关学术研究领域的学科地位。

3.编辑发行云冈学专业期刊,作为发表相关学术成果、促进学术交流的平台。

4.定期或不定期举办云冈学国际学术会议,使国内外学者互相沟通学术信息、交流研究成果,借鉴研究方法,结识学界朋友。

5.在山西省有关高校如山西大学、大同大学建立“云冈学”学院和相关研究系科,招收硕士、博士研究生,重点培养考古学、美术史、图像学、历史文献学、民族史学科和相关研究方向的研究生,并逐渐推动在国内外高校形成制度化地培养云冈石窟研究相关学科、方向的研究生,为云冈学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人力支撑。

6.云冈学研究应该像敦煌学研究一样走出国门。在学术上应该加强云冈石窟与古代犍陀罗艺术、与印度佛教石窟艺术、与中亚、南亚佛教历史文化的关系研究;在文化上加强与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学术界、文化界的文化交流与合作,如合作举办有关艺术展览、举办相关国际学术研讨会,使云冈学融入国家“一带一路”建设,为加强与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的文化交流合作,促进民心相通做出贡献。


段天璟(吉林大学考古学院副院长)



吉林大学考古学院与山西省有着非常深厚的传统学术友谊,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吉林大学考古学科就在山西进行了田野考古发掘,从那时起已经结下了非常深厚的友谊,到现在已经有40多年了。从去年开始,按照国家文物局的要求,吉林大学考古学院与山西省文物局签订了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在山西建立了田野考古的科研实践基地。这次很高兴能够参加到有着非常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的云冈学讨论工作中来,希望能够贡献力量、贡献智慧。从四个方面来讲:


一、研究对象的认识:汇通文化交流、见证民族融合


从云冈的地域来讲,时间上要从史前考古以及东北考古做起,空间上从外延到云冈,研究对象以云冈及大同地区为主。我认为从根源上讲云冈与大同地区至迟从距今8000~10000年,体现了汇通文化交流、见证民族融合的传统。

从史前考古来讲,苏秉琦先生讲的“Y”字形通道理论,意思是从山西省从南到北,再到北边的辽西,有一条Y字形通道,这条通道从史前时期开始沟通了南北文化交流,成为了中华民族、中华文化的起源的主干系。从考古发现来看,从距今8000~10000年,内蒙古、张家口等地发现了非常重要的新石器时代的遗存,在大同盆地附近也应该有相关的发现。在距今5000~4000年,从恒山北部的大同地区、恒山南部地区已经与东北辽西地区产生了非常重要的文化交流,我们再联想到公元3世纪—5世纪,兴起于大兴安岭的鲜卑族创造了精美绝伦的云冈石窟,都与东北地区及周边地区有着非常重要的密切联系。我们就可看到东西文化融合,南北文化交流的一个特点。


二、学科体系的定位:表征时代发展、面向学科交叉


“云冈学”与“敦煌学”都经历过殖民地的时期研究阶段,现在是后殖民时代。我们云冈学应该面向学科交叉,表征时代发展。

探究方法上,结合历史学(东北史、亚洲史)、考古学(以三北地区为代表的边疆考古、魏晋宋辽金元考古)、艺术史、宗教学、文物保护科学技术等方法,这些方法可以引入到云冈学的方法上来。可以真正做到学科方面的互动。


三、培养方案的建议:尊重教育规律、贴近人才需求


从实际出发,自硕士研究生入手,逐步建立培养体系。建议依托高校专门史或专门考古(专门考古、文物保护、文化遗产管理)以及艺术史方向招收硕士研究生,“引育并重”建设人才梯队、培养师资力量、壮大科研队伍。


四、研究课题的规划:面向国家重大需求,设置课题展开研究


以上万年的文明起步为契机,研究以云冈乃至大同为中心的文化交流、文明的背景和人地关系等一系列的背景资料,以文物保护为己任,以研究中华文化特色和中外文化交流为重要目标。


蔡大伟(吉林大学考古学院教授)


5月11日,习近平总书记来云冈石窟考察时强调,云冈石窟体现了中华文化的特色和中外文化交流的历史。这是人类文明的瑰宝,要坚持保护第一,在保护的基础上研究利用好。


“云冈学”建设的核心,一是保护,二是研究,三是利用。保护是基础,首先要考虑文物保护专业的设置,尤其是石质文物的保护。其次研究主要分三个方面。一是历史文献的整理研究,就是关于云冈石窟有关历史以及在整个时期范围的相关文献的整理研究;二是有关于石窟艺术方面的研究,比如说在云冈石窟中所出现的犍陀罗艺术和丝绸之路中密切相关的,可以从艺术方面进行研究;三是考古学研究,考古学研究是多视角和多方面的,主要是云冈石窟周边地区的考古发掘,比如,我们能否找到云冈营建或重建的历史原貌。


对云冈石窟的研究要放到大的历史背景下进行,尤其是中外交流、一带一路以及民族融合等。北魏时期民族融合的历史过程完全可以用考古学的方法解读,可以通过科学考古来揭示鲜卑人群的起源、交流、融合的历史。我们也做过很多相关的工作,已经搜集到了大量素材,例如山西的虞弘墓项目,内蒙古商都县东大井墓地和察右中旗七郎山墓地、化德县陈武沟墓地、三道湾、辽宁的喇嘛洞等很多遗址和墓葬,从目前的大量发掘成果来看,已经可以串成一条线路,能够揭示整个鲜卑族人群的起源、交流与融合的历史状况。现有的资料素材,对我们研究鲜卑族的历史是非常重要的。


我建议,“云冈学”在考古方面,可以将鲜卑族族源历史硏究的课题列入其中,包括分子生物学的研究,鲜卑墓葬的硏究等。在文物利用方面,一要加大宣传力度,二是建设云冈石窟数字化博物馆,这是宣传“云冈学”的一个重要手段。最后希望将“云冈学”纳入国家一带一路战略,与其结合在一起。


杭侃(山西大学副校长、教授)



首先我先读一段中国佛教考古的创始人、北京大学的宿白先生在论及云冈石窟的重要性的时候说的一段话:“云冈石窟影响范围之广和影响延续时间之长,都是任何其它石窟所不能比拟的。这种情况,恰好给我们石窟研究者提供了对我国淮河以北的早期石窟(5世纪后半叶到7世纪前叶)进行排年分期的标准尺度。因此,云冈石窟就在东方早期石窟中占有极重要的地位,对它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成了研究东方早期石窟的关键;对它研究的深入与否,直接影响一大批石窟的研究工作”。“云冈石窟是新疆以东最早出现的大型石窟群,又是当时统治北中国的北魏皇室集中全国技艺和人力、物力所兴造……它所创造和不断发展的新模式,很自然地成为魏国领域内兴造石窟所参考的典型。所以,东自辽宁义县万佛堂石窟,西迄陕、甘、宁各地的北魏石窟,无不有云冈模式的踪迹,甚至远处河西走廊、开窟历史早于云冈的敦煌莫高窟亦不例外。”


云冈学研究核心内容是云冈石窟本体,要在研究深度和广度上进行扩展。现在中国的大型石窟能拿得出来的考古报告也只有日本人的十六卷本中有。近些年,云冈石窟研究院所做的《云冈石窟全集》在相当程度上弥补了日本学者的不足,但是严格意义上讲,这还不算是考古报告。基础报告相当于看病的病历,所有的研究要以此为基础。考古报告做出来才能加深云冈研究,云冈的研究目前主要还集中在石窟本体,宿先生所说的云冈的影响之广我们现在也没有充分做出来。宿白先生给予云冈研究很高的学术期待,云冈研究的广度和深度都有待加强。云冈研究有许多基础性的工作有待我们去开展,有很多领域需要我们多学科合作加以深入。


云冈学研究扩展内容应该是平城时代和平城时代以前,包括怎么样形成统一的局面。这涉及很多方面,比如里坊制度,比如形成石窟的这批开凿者的生活是怎么样的,这就要与城址、墓葬等资料结合。二十四史大家都翻来翻去,中国史要深入,就要依靠地方史的研究,所以云冈学在学术上要有引领意识。


此外,云冈学的建设要有一个中长期的规划,加强研究力量、学生的培养。除正规学校培养人才外,还要组织课程对全国石窟寺人员进行一个专业培训,希望可以延续宿白先生曾经在云冈组织的全国佛教考古人员培训班,这是一个很好的扩大影响的方式。


李书吉(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习近平总书记来云冈石窟考察,为云冈石窟的发展带来了一个很好的契机。对于“云冈学”,我谈三点认识。


一是要解决组织问题,如设立高级研究所,或是设置在大学里,没有组织其他工作就难以开展。


二是要解决经费问题,比如敦煌学的研究,经费可观。


三是要发挥好云冈石窟的优势 。首先是石窟本身的优势,例如宿白先生所提出的“云冈模式”。模式很重要,是以国家力量推行的。其次北魏佛教的发展在中国佛教史上处于巅峰时代,佛教在当时是国教,只有北魏时代如此,像教是要起教育作用的,这是一种优势。另外,不可否认的是,通过丝绸之路,云冈石窟受到了犍陀罗、秣菟罗的影响,也受到了希腊文化等的间接影响。中国的佛教文化也影响到了日本等国家,这种影响并不是从唐代才开始的,而是从北魏便已经开始了,北魏的佛教与唐代的佛教之间是有所联系的。最后云冈石窟的新征程新发展,还需进行更多的会谈,需要更多的力量加入。


赵瑞民(山西大学文博学院教授)


云冈学是人为学科,与“红学”、“郦学”属于一个类型,以研究对象为学科,从哪个方面、哪个角度去研究都是可以的。“红学”,她是以研究对象为主题形成的学科。“郦学”,研究者把《水经注》作为一个学科,它不叫“水学”而叫“郦学”,这就是人为学科。说起“红学”——《红楼梦学刊》,红楼梦本身是部小说,但是从各个角度都能研究。所以云冈石窟也可以从各个角度做研究,与考古学有关系,与历史学同样有关。


云冈学以考古学研究为主,也是美术史重要的研究对象,研究内容也与佛教有关,从专家队伍来看,美术史方面和佛教史方面需要加强,从这两方面开展研究的重要性不言自明。云冈主题就是佛教造像,应该有佛教史方面的专家参与。80年代五台山成立了佛教史研究,整合五台山佛教研究力量,联合起来做云冈的佛教研究。齐聚诸多方面的专家,组织专家深入讨论,制订研究规划、课题,联系研究队伍。如此,出一批成果后,云冈学的规模就基本成形。


张庆捷(山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员)



云冈学的学科建设,首先要考虑它的研究对象,对象分核心内容和扩展内容两种,前者应该是以云冈石窟佛教、历史、艺术、文化遗产、古建园林、保护传承、地理环境为主要研究方向。考虑到云冈石窟只是个佛教石窟寺院,云冈石窟的产生和发展,它的动力不是云冈石窟的寺院本身,而是位于东部的平城。实际上,云冈石窟是北魏皇室集全国之力兴建的,它是北魏平城政治文化和信仰的产物,因此扩展的“云冈学”内容,理当包括北魏平城的历史文化和北魏时期的所有遗存。它应该涵盖如下领域:一是以云冈石窟为代表的佛教石窟寺院及其宗教艺术;二是平城遗址及其北魏墓葬;三是北朝历史和物质文化研究;四是民族汇聚与北魏族群大数据。


云冈石窟是北魏时期开放包容、兼收并蓄、民族融合、中西交流的结晶。因此,“云冈学”一定要继承北魏的优秀传统,具备开创性、多元性、开放性和多学科、跨领域的特点。


狭义的“云冈学”在体量或内涵两方面都逊于敦煌学,但广义的“云冈学”完全可以媲美敦煌学。现在云冈学的学科建设,需从最主要内涵抓起,首先应当设定几个科研方向,争取几年内能出成果。根据现在情况看,近期出成果的最大可能性还在云冈石窟研究院,科研人员和配套机构等基础较好,可以在《云冈石窟全集》的基础上继续做《云冈编年史》、《云冈石窟分类全集》和《云冈石窟洞窟调查报告》,完成《云冈山顶佛教寺院遗址考古发掘报告》和《云冈窟前遗址考古发掘报告》,同时在科研过程中带出一批年轻学者,至于中、长期成果,应该放眼于全省乃至全国。


另外,“云冈学”研究必须要有自己的阵地,敦煌有《敦煌研究》,云冈石窟研究院也该把以前的《云冈石窟研究院院刊》改为《云冈研究》,并改变以前内部发行方式,申请正式刊号,以便能吸引和及时发表有关成果。资料中心也需要考虑,云冈资料中心需要大大拓展,收集购置一切与“云冈学”有关的资料,为深入研究做好准备。“云冈学”的形成只能在发展中完善,其定义、方法和理论,都须在实践中探索和充实。


张焯(云冈石窟研究院院长、研究员)


今天这个会议我们聆听了国内一流专家对“云冈学”建设的宝贵建议。从我本人来讲,开阔了视野,增加了知识,也找到了差距。对于云冈学的发展,这么多年来我们也在不断的摸索,和敦煌相比我们有我们的不足,一是我们没有像敦煌那么多写本,二是我们洞窟里没有像敦煌、龙门有那么多题记。文字记载少是云冈的弱点,这个弱点是由其优点所导致的,因为它是皇家工程,皇家工程不容许私人在上面留存那么多题记。


从云冈研究、云冈学的建立来说,云冈本身文字资料少,造成了云冈学创建的劣势和高难度。但是云冈也有云冈的优势,比如云冈学的意义,如同习近平总书记所说,云冈石窟是展示我们民族文化和民族自信之地,体现了我们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这种意识和精神。


我们发现,云冈石窟的佛像所体现的北魏时代精神是什么风貌呢?它是开放的、包容的、创新的、喜悦的、阳光的、阳刚的,是积极的、向上的、正气的,也正是当下我们中华民族走向世界强国,走向世界文明之林所需要的一种正能量正气象。因此对它的研究,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正如总书记所说,具有中国意义和世界意义。


当然,向总书记汇报的过程中,我们也提到,在中国的所有石窟中,云冈石窟是唯一的皇家石窟,北魏皇家集中力量用64年时间就把石窟雕凿出来了,而龙门的雕刻用了400年,敦煌的营建更是用了1000年。从这个角度上讲,云冈石窟是皇家工程,它代表了国家的艺术,这是其它石窟所不具备的。


云冈是世界文化艺术主脉的一个分支。云冈石窟的艺术源流,以犍陀罗艺术、秣菟罗艺术、新疆风格等观点最为流行。犍陀罗艺术又是来自何方呢?它是后希腊时代的艺术。也就是说,世界艺术从埃及起航,到两河流域,到希腊、罗马、波斯、印度、中亚,再到云冈,这是一个大课题,也是云冈石窟的世界意义。


今年疫情期间,我突然想编一本书。契机是台湾海云大师,曾经他说想编一本关于中国大佛的书,邀我写云冈的昙曜五窟大佛像,我认为这个题目还是很有意义的。在查阅相关资料的过程中,我就发现云冈大佛的出现并不是偶然的,它是中华最早出现的大型的佛像。而这种大型佛像来自于何方呢?宿先生研究来自于克孜尔。如果再跨过葱岭往前推,在中亚也有大佛;再往前,在希腊罗马、波斯也出现大型的神像;再往前推,公元前四五世纪的时候,在埃及有大量法老的形象,比云冈大佛更大,这是世界最伟大的形象创造,有一条较清晰的脉络,云冈就处在这个脉络的东端。当然,中国历史上,在北魏营造云冈石窟之后,特别是隋唐,尤其是唐代武则天时期,佛像也被大量建造,到宋元以后,大型佛像就很少了。就是说,云冈石窟处在一个关键节点上,世界文化流入到云冈、传播到中国,是很有意义的。研究云冈,不仅仅是研究云冈石窟本身,还研究世界艺术的发展,研究世界不同艺术的特征,这里边图像学就显得非常重要,所以我们云冈可以建设成为一个大学问,一个多元文化的大学问。以上内容,是我个人的一些理解。云冈目前仍存在一些问题:


一是考古工作非常重要。主要项目有92—93年窟前考古,以及本世纪初张庆捷老师带队的山顶考古。正因为云冈缺少文字记载,这些考古资料就显得尤为重要,我们需要用考古成果来讲述云冈历史。近些年,我们也在对原来参与92—93考古工作的人员和资料进行重新梳理,也要求张庆捷老师必须把山顶考古报告完成。考古报告,是对云冈历史的一种挖掘说明,没有考古报告,云冈的历史就不清楚,历史不清楚,其它的学问就没法深入。这项工作非常重要,计划在两三年内完成。


二是云冈的保护问题。建国70年来,云冈一直在抓保护工作。建国之初,开始策划洞窟的大型维修。周总理1973年视察云冈后,进行的三年维修保护工程,解决了洞窟的稳定性问题。后来解决环境的污染、煤尘、粉尘、酸雨问题。本世纪一是解决山顶渗水问题,二是窟檐建筑的修建使得窟内保持恒温恒湿,环境更加稳定。现在逐步转入到日常性预防性的保护中。


三是队伍建设问题。云冈学的研究和发展,需要人才,需要全国甚至国内外研究单位和人员的支持。敦煌研究院编制有400人,云冈研究院编制130人,实有70余人,搞学术研究的只有30-40人,而且我们没有招人自主权,通过人社局招聘进来的人员又不一定符合要求。我们也设置了一些补充措施,在几个保护中心下设立公司,通过公司用聘用制的方式解决部分人才问题,但力量还是太弱,希望以后能够得到改善。关于高校与科研院所的合作,我们秉持开放思想,与敦煌研究院、中国遗产研究院、浙江大学、武汉大学、北京大学、北京建筑大学、大同大学等开展了合作。现在正在尝试围绕“云冈学”在合作的高校设立云冈学专业。上个月,青岛市委书记王清宪邀我去青岛,主要是希望我们优势互补,把海上丝绸之路与陆上丝绸之路结合起来研究,也希望能参与到山西的研究中,海洋大学和青岛科技大学也都希望可以在其院系设立“云冈学”专业。那么,我觉得在咱们山西,大同大学、山西大学都应该设立“云冈学”。


四是资金不充足。去年云冈的门票收入是1.3亿,我们用了8000万。敦煌呢,是门票收入约3亿,国家文物局拨款,以及其它一些基金给到约1个亿,总共有4个多亿的资金。希望能够帮助解决资金的问题。云冈人也一定会努力,把“云冈学”做好、做大、做强!


潘鲁生(中国文联副主席、山东工艺美术学院院长)



关于“云冈学”的思考


一、云冈学的学科意义


“云冈学”学科的建立,对于揭示中华文明发展进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重要意义。文化遗产的意义在于记录了一个民族精神文化发展的历史进程,反映了民众的精神信仰、文化观念和审美意识。云冈石窟作为北魏皇家建造的石窟寺,形象地记录了印度及中亚佛教传入中国后佛教艺术发展的历史轨迹,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具有独特的历史地位。

第一,云冈石窟造像气势宏伟,具有印度、中西亚、希腊、罗马艺术风格特征,多种造像风格在云冈石窟实现了前所未有的融汇贯通,堪称公元5世纪中国佛教艺术之冠。如何从学术上全面梳理,建立科学完善的学科体系有待积极推进。

第二,云冈石窟开启了佛教艺术“中国化”发展的新阶段,中期石窟中出现的中国宫殿建筑式样雕刻艺术之先河,以及在此基础上发展出的中国式佛像龛,在后世的石窟寺建造中得到广泛应用。云冈晚期石窟的窟室布局和纹饰,突出地展现了浓郁的中国式建筑、装饰风格,反映出佛教艺术“中国化”的不断深入。

第三,云冈石窟见证了中华民族多民族融合的历史进程,尤其是北魏孝文帝拓跋宏的汉化改革,促进了黄河流域多民族的共同发展,这为解读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寻找到历史发展的依据。


二、“云冈学”的学科背景


新时代的历史时期,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是提升文化自信的重要前提。云冈学所研究的云冈石窟艺术是中华民族以开放的心态,在包容、借鉴、吸收各种不同文明基础上形成的优秀精神文化成果。

习近平总书记2020年5月11日在云冈考察时指出,云冈石窟体现了中华文化的特色和中外文化交流的历史。云冈石窟是世界文化遗产,保护好云冈石窟,不仅具有中国意义,而且具有世界意义。要深入挖掘云冈石窟蕴含的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内涵,增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山西省为此做出了加强云冈石窟研究保护、筹建“云冈学”学院等措施,“云冈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具有强有力的政策支撑。

如何贯彻落实总书记的指示精神,拿出切实的学科建设方案,是构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体系的实践课题。


三、云冈学的学科目标


借鉴“敦煌学”的学科构建,云冈学借助国内外现有的研究成果,开拓新的学术研究领域,应该以云冈石窟艺术、云冈考古遗产、云冈历史文献的理论研究为主基础,涉及云冈佛造像、石窟寺建筑、石窟壁画、装饰纹样、云冈文献、佛教文化交流史、云冈学术研究史、鲜卑族民俗信仰史等诸多方面,是研究、发掘、整理和保护大同云冈地区佛教文物、文献的综合性学科基础。

建立云冈学学科体系,具体应包括云冈考古学、云冈石窟史、云冈学理论、云冈史学、云冈造像学、云冈建筑学、云冈纹饰学等重要的内容。


四、当前“云冈学”学科建设存在的问题


1、学术研究提升的问题。从已经出版的《云冈石窟编年史》、《云冈石窟词典》、《平城丝绸之路论文集》、《云冈石窟全集》(20卷),以及正在筹备编撰的《云冈石窟调查报告》《云冈石窟分类全集》《云冈石窟装饰图案全集》等研究成果来看,目前学术研究尚处于历史遗存的“档案化”整理阶段,云冈学理论、云冈学史、云冈史学宏观研究,以及鲜卑族语言文化、云冈与民族文化融合、云冈与曹魏邺城佛造像比较研究、云冈与敦煌石窟寺艺术比较研究、云冈石窟寺建筑艺术、云冈佛造像艺术、云冈石窟佛教纹饰研究等具体学术命题的研究,尚需从学科构架的视野进一步拓展提升。

2、学术研究机构建设问题。云冈石窟研究院是当前云冈学研究主要阵地,以及大同大学文学院云冈文化研究中心等为数不多的高校研究机构,孤木难成林,建议依托国内外有关研究机构、高校,培育“云冈学”跨学科研究学术共同体,有计划、有步骤、有针对性的完善研究资源的整合与利用,招聘一批专职或客座研究人员,专门从事云冈学的相关学科研究。


五、关于“云冈学”的构建思考


1、构建云冈学研究的国际化视野。云冈石窟属于世界文化遗产,学术界在上个世纪初即已开始了实地调查研究。如1902年日本学者伊东忠太发现云冈,首次发布调查成果《支那山西云冈石窟寺》,把云冈石窟推向了世界;1906年,法国学者夏凡诺在云冈拍摄了大量照片,于1907年完成《华北考古学使命记》;同年,法国汉学家沙畹(E·chavannes)调查云冈石窟,之后发表《北中国考古图录》;1938年~1944年日本学者水野清一、长广敏雄调查队在云冈石窟展开了长达7年的考古调查,完成《云冈石窟》(16卷),这些国外学者的研究成果把云冈石窟引入了国际学术界。目前,云冈石窟的研究专业人员主要分布在中日韩等国,应该进一步扩大交流视野,邀请哈佛大学、剑桥大学等欧美国家的汉学家、佛教艺术研究学者加入云冈学研究,提升研究层次的同时,推动中国对外文化传播。

2、建设云冈学研究平台。依托云冈石窟研究院,建设专业性、开放性、动态性的学术研究机制。以“云冈学课题专项”,构建国际化研究团队,培育国内专业研究团队,定期开展实地考察与学术研讨,形成高层次学术研究成果。

3、多科学介入下的综合研究。云冈石窟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代表,是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和精神家园。要对云冈学实现全面性、系统化的研究,需要历史学、宗教学、民俗学、建筑学、艺术学等多学科专家介入,才能从多层次全面深入阐释云冈石窟研究的文化价值。

4、加强学术出版。学术出版是激励研究人员的从事学术研究以及文化传承传播的重要方式,推动云冈学建设过程中,一要通过国家专项学术基金支持云冈课题研究出版;二要组织人员力量,翻译出版日本、法国等国外学者研究云冈的著作论文,促进形成国际化云冈学研究学术共同体,营造国际化的研究氛围。 


六、关于“云冈造像学”、“云冈纹饰学”的实施方案


云冈石窟艺术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也是一个重要的时代命题。云冈石窟造像是北朝佛造像“秀骨清像”的典型代表,中国佛造像在此基础上逐渐形成本土化的艺术面貌,对于中国人物雕塑艺术的发展具有重要参考价值。云冈纹饰研究具有“中华民族视觉文化基因”的符号价值和意义,是实现云冈文化“创造性转化”的重要基础,系统研究云冈纹饰文化和造像文化的内涵,不仅可以揭示中华文化生生不息传承发展的历史进程,也可以为云冈文创产品的系统研发提供扎实的资料支撑。


云冈纹饰研究具体方案应该包含以下内容:


1、理清佛造像和图案纹饰家底。系统全面记录整理云冈石窟佛造像以及图案纹饰遗存。具体包括各个历史时期的佛造像演变过程,以及佛造像舟型背光纹饰、菩萨宝冠纹饰、藻井纹饰、飞天纹饰、龛楣纹饰、菩提圣树纹饰、忍冬花纹饰、莲花纹饰、金翅鸟纹饰、神兽纹饰等具体内容,通过拍照立档、临摹复制等方式进行记录。

2、建设“云冈纹饰数据库”。将档案照片进行编号处理,通过数字化手段抽离出纹饰结构线描稿,为研究人员和文创产品设计研发人员提供一手素材。

3、纹饰流变及文化内涵。以云冈纹饰研究为本位,研究图案纹饰的图案构成、色彩体系、题材内容,横向比较研究其与汉代画像石、邺城佛造像、敦煌石窟壁画等文化遗存之间的源流演变关系,阐述云冈纹饰艺术的独特历史价值和文化意义。

4、文创产品转化研究。以“云冈纹饰”为基础进行文创产品研发,以服务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为主旨,结合当代人的生活方式和审美趣味,结合新工艺、新材料,开发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产品,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视觉基因”,能够通过现代产品“媒介”得以传播传承。

5、出版《云冈纹饰全集》。出版集介绍、研究、推广为一体的纹饰图典,对“云冈纹饰”进行分类研究,准确、细致介绍各种纹饰的造型语言、文化内涵及源流变迁,为研究者提供基础材料,为设计师文创产品开发提供素材。

6、出版《云冈造像全集》。出版以研究云冈佛造像类型为主的图文集,重点分析云冈佛造像的图式来源、造像特质和艺术风格演变,深化北朝历史时期佛教艺术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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